[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茨于2026年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默茨强调中德应避免“脱钩”，发展“平衡、可靠、公平”的伙伴关系，称两国合作惠及全球。中方提出深化战略互信、开放创新及人文交流三点建议，呼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分析人士认为，德国总理访华代表欧洲“中等强国”新战略逻辑的生成，欧洲多国正通过对华合作减少对美依赖，在全球变局中寻求“战略回旋空间”。
何谓“中等强国战略”？欧洲主要国家将如何在中美之间周旋？大西洋联盟是否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布的最新报告详细解读该战略，报告指出当今国际体系进入旧秩序松动而新秩序未立的阶段，中等强国正通过多轨外交、互联互通、发展治理与冲突调解等路径扩大自主性。文章从权力真空、地缘基础设施竞争、主权主义政治网络、发展合作转型与调解权力转移五个方面，分析这些行为体如何在多极格局中避免被动选边，并尝试塑造新的合作结构，而非简单替代既有秩序。
报告没有从传统大国博弈视角解释国际政治，而是以“行为体策略空间”作为分析核心，揭示碎片化秩序中的运作逻辑，并具体讨论欧洲可能的政策选择。通过将基础设施、发展融资与调解机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文章提供了一种理解后自由主义时代国际合作方式的结构性视角。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断裂之后：
中等强国与新秩序的构建
▲ 图源：Shutterstock
1 世界地缘政治的“权力真空期”？
在美国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表述仅出现一次，且措辞前还冠以“所谓”二字，专用于批评前几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相比之下，“边界”一词却出现了整整八次。字里行间这一轻重之别，不仅折射出该战略的施政重点，更映照出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层变迁。特朗普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同样重“边界”而轻“秩序”——彼时力推的边境墙计划即为明证。所不同的是，当时的特朗普尚被普遍视为一个历史性的例外，而在他之前与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皆被认为致力于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而今，这一判断已成历史。
自冷战落幕以来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正在加速走向瓦解。许多国家早已不再将自身视为其规范的约束对象；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后冷战时代构建的国际机构，既无力有效应对现实挑战，又频频遭到最强大成员国的蓄意阻挠与破坏。与此同时，能源、关键原材料与尖端技术正日益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与杠杆。由此带来的，是多边主义作为国际合作核心原则的地位每况愈下，而整个全球体系也愈发被地缘政治竞争的逻辑所主导、所重塑。
报告指出，如今我们正身处地缘政治秩序的历史空白期：旧的规则虽在形式上维持原状，却早已无力主导全球事务的走向；新的秩序抑或多元并立的新秩序格局，尚未成形。当下的国际局势，因此更多地由无序而非秩序所定义。在这一秩序未定的历史时刻，有一点已然清晰：美国仍将自身定位为世界大国，却已不再以全球秩序的首席设计师与担保人自居。2026年1月，该政府宣布退出其所认定的“耗资巨大、成效低下或有害无益的国际组织”，正式与其眼中那套“繁冗庞杂的全球治理体系”挥手作别。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就此抛弃了后冷战乃至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共识，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战略转向——对外政策不再以维护国际秩序为历史使命，而是沦为服务于狭隘保守主义国内议程的工具。
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夺回”巴拿马运河、将加拿大并入第51个州，加之全面转向“西半球”战略，充分揭示了一种以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逻辑为驱动的外交政策取向。其核心诉求，是恢复美国在周边地区的主导地位，将整个美洲重新纳入华盛顿的势力后院。
报告分析指出，在这种世界观框架下，国际政治的运转遵循大国协调的逻辑，而中小国家所能拥有的自主空间则十分有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正以合作有序的方式分割世界。恰恰相反，它们在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争夺资源与影响力的角逐日趋激烈，只是这种竞争不再具有清晰的意识形态对立框架——昔日拜登政府极力标榜的“民主对威权”叙事，曾是构建国际政治格局的核心坐标，而今已难以为继。
报告认为，俄罗斯与中国都力图推行有别于传统西方规范与制度的世界秩序构想，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中国选择在现有规则框架内深耕运作，借助对规则的灵活诠释与变通运用，最大限度地化为己用，并谋求从内部重塑、影响国际秩序；俄罗斯则旨在从根基上动摇现有体系，因为在其看来，世界越是支离破碎，其战略腾挪的空间便越大。
两国携手以“多极化”向全球南方国家广发邀约——鼓励各国挣脱西方主导秩序的束缚，以自主姿态与其他权力中心展开接触。这一话语对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的众多国家而言，颇具吸引力。在这些国家看来，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西方为中心，规则执行标准不一、代表性严重不足，早已不合时宜。
当此国际失序之际，规则遭到改写，联盟日趋松散多变，合作愈发以利益交换为导向——崛起中的中等强国拒绝沦为大国博弈中的看客。它们积极主动地谋势布局，通过发展影响力战略与多元应对策略，在多方依赖中寻求平衡，竭力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许多国家明确奉行不结盟或多元结盟政策，务实地与不同权力中心周旋往来，主动分散和多元化对外关系布局。
对越来越多的此类国家而言，国际失序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战略机遇。随着权力向多极分散扩散、既有等级秩序松动瓦解，安哥拉、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纷纷积累战略筹码，在竞争大国之间灵活对冲腾挪，并在更为宽松的外部条件下大力推进本国利益议程。许多国家正将各自握有的战略资产悉数变现为外交博弈的硬通货：关键矿产资源、储备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乃至得天独厚的地缘区位优势。由此观之，日趋白热化的地缘政治竞争，在这些国家眼中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外部约束，更是一种可以主动驾驭、借势利用的战略条件——以此强化国家自主性，拓展国际影响力，在新兴的多极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西方联盟内部亦现松动：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基础弱化，北约及七国集团的凝聚力下降。欧洲虽积极寻找新方向，却因经济、安全与影响力深嵌旧秩序而面临结构性困境。若欲避免在强权博弈中被动受制，欧洲必须更主动参与新兴秩序与合作框架，而非仅寄望于维护日渐式微的旧有体系。
2 无序世界中的中等强国五类战略
面对国际失序，崛起中的大国与中等强国正依托资源禀赋、地缘优势以及外交与经济网络，发展出多样化的合作与应对模式。报告通过对各地政策制定者与战略思想家的访谈，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路径归纳为五类：
一是谋求全面取代现行霸权秩序的战略图谋，野心最大、难度亦最高，历史上往往伴随大规模战争方能实现，而在美国逐步从秩序主导位置抽身的当下，其主要竞争者或正评估是否出现无需先经剧烈动荡便可趁势而为的战略窗口；
二是对全球与区域互联互通网络进行系统性重塑，通过投资交通走廊、港口枢纽与数字平台等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强化自身战略地位、提升合作收益，并降低对竞争对手的依赖与脆弱性；
三是意识形态驱动型战略，在反干涉主义情绪累积与“主权至上”浪潮升温的背景下，部分国家不再满足于顺势追随，而试图借机开辟不同于既有框架的新型合作格局；
四是重夺全球公共品治理主导权，针对卫生、气候、发展等领域长期供给不足与治理失灵，部分国家以更务实的方式另辟蹊径，强调自主掌舵发展道路、优化吸引投资环境，并与伙伴建立权责更对等、契约更清晰的合作关系；
五是冲突调解日益成为其彰显战略价值与拓展影响力的重要舞台，在武装冲突攀升、战争复杂化并叠加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一些新兴调解者凭借私人关系网络与灵活非正规手段，可能在促成停火止战方面较传统西方主导的正式和平进程更具效率与实效。
接下来将对这五种模式及其关键行为体展开进一步分析。
（一）取代霸权秩序
权力愈大，确保他国既慑于强制、又心甘情愿地俯首认可的动机便愈为强烈。霸权的运作逻辑，从不单纯仰赖赤裸裸的武力——强制只会激起被针对方的制衡与反抗——而是借助规范与制度的软性力量，广泛赢得相当数量国家的默许与顺从。由此可见，霸权秩序虽以一个霸权大国为核心枢纽，但这一秩序的根基与存续，绝非仅凭其最强大利益相关方的一己之私与随性诉求所能支撑。
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设计师与首要担保人，也是冷战终结后推动这一秩序持续深化与广泛扩展的核心驱动力量。然而时至今日，华盛顿已拱手卸任这一传统角色，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已决意挥起大锤，以革命狂热之势将既有秩序砸个粉碎。
这为崛起大国开启了一扇历史罕见的战略机遇之窗——得以大张旗鼓地追求反霸权战略，图谋从根本上取代现有秩序，并借机矫正其积弊已久的种种痼疾：代表性严重不足、制度合作红利分配严重失衡，乃至整个秩序赖以立足的价值观根基本身，皆在质疑与重塑之列。
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关键平台。中国虽偏好次区域框架，但亦重视金砖这一跨区域机制；金砖自“金砖+”扩员以来内部取向分化明显：部分国家旨在对冲现行秩序弊端、维护战略自主，另一些则意在推动全面重构。去美元化在两类国家中均获支持，但前者视之为体制内调适，后者则将其作为重塑秩序的重要一步。
金砖五国占全球GDP的份额1994–2024年，单位：%
全球GDP份额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现行霸权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并支撑自由主义价值扩散，但其固化西方主导地位亦引发崛起国家长期不满。许多国家加入“金砖+”的首要动机在于维护自主，而非对抗西方。欧洲应以符合自身利益与价值的方式积极接触这些国家，在多边机构中提升非西方代表性，传递尊重其权益与分量的信号，同时也需在制度层面发力。
“金砖+”国家（深蓝色为成员国，浅蓝色为申请国，绿色为伙伴国，橙色为状态待定）
（二）重塑互联互通网络
半个世纪前在贸易、金融与信息流动中几无话语权的国家，如今已成为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重要塑造者。随着世贸组织多边谈判陷入僵局，崛起中的大国与中等强国转向通过重构基础设施网络争取更大贸易与战略红利。其中，中国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最具代表性。上世纪70年代中国出口仅占全球约1%，此后通过对交通与相关产业的系统性投资，重塑全球物流格局，将出口份额提升至约15%；“一带一路”累计形成约1.3万亿美元的合同与投资规模，并为更宏大的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围绕“地缘基础设施”（geoinfrastructural）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国家着力打通原材料与制成品的外运通道，另一些推进电气化与数字化改造，抢占数字经济高地；还有国家利用扼守物流与信息要道的区位优势投射影响、征收过境收益或主导规则。经济走廊建设往往旨在绕开关键咽喉要道、提升网络韧性。以贯通巴西大西洋港口与秘鲁太平洋出海口的跨洋铁路为例，其潜在功能在于为巴拿马运河提供替代通道；在美国强化西半球战略聚焦的背景下，这一路线对巴西、中国与秘鲁的吸引力上升。
在地缘基础设施竞争的棋局上，土耳其亦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战略玩家，其布局不仅深耕本地区，更积极向外延伸。其与伊拉克推进的“发展道路”项目，以法奥大港为锚点向西连通土耳其及欧洲，意在开辟区别于苏伊士运河与绕行好望角航线的新通道，并与“一带一路”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形成竞争。该项目牵动地区博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派系担忧依赖度下降而反对，科威特顾虑本国港口竞争力受损；卡塔尔与阿联酋则参与融资，尽管其自身港口或受分流影响。
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战略资本与利益布局，同样正在深度重塑非洲互联互通的整体格局。2013—2023年其在非洲外资中的份额由2.1%升至8%，近两年投资额达1140亿美元，重点布局能源与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契合非洲多元化需求，但也加深其卷入地区冲突的动机。与此同时，土耳其对非贸易版图外扩，建筑企业承揽会议中心、议会大厦、机场与铁路项目，在部分工程上取代中国，但关键线路仍与中方建设衔接。
南南合作趋势亦在增强，例如围绕金砖框架推动的海底电缆等设想，可能为超越西方主导的互联互通架构奠基。欧洲也并未缺席竞争：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 announcement）推进虽不及预期，但正以洛比托走廊为非洲旗舰项目；IMEC在2023年G20期间宣布，兼具经济与地缘政治意图，虽受中东局势与美印政策变化影响，仍具潜在战略价值。若洛比托走廊与IMEC协同推进，欧盟有望在非洲、亚洲与拉美开辟新的地缘经济网络，展示更具机动性的战略能力。
（三）净化西方
报告指出，从既有秩序向新秩序的历史性过渡，通常以核心价值观、主流信仰与主导政治理念的深层位移为根本驱动力。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这些深层转变已清晰可辨——集中体现为主权主义政治与右翼势力的全球性崛起，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及MAGA运动对“西方”内涵的重塑，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MAGA运动意图重新定义“西方”内涵、全面逆转自由主义规范的政治雄心，不仅在欧洲极右翼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中激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共鸣，更在西方多国相当规模的选民群体中引发了深层的回响。
这种多方政治力量汇流汇聚所产生的强大磁场，为那些传统上对美国心存疑虑乃至带有深层敌意的政治行为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动寻求与华盛顿携手接触、共谋合作，打开了历史性的战略窗口。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这些力量与美国政治同道携手并进，找到了深度契合的利益交汇点：双方关系已从表面话语层面的相互唱和，跨越升华为实质性的协同合作与资源共享，具体形式涵盖联合宣传平台的搭建运营、选举竞争中的相互策应与背书支持、精英圈层跨境人脉网络的系统构建，乃至政策层面的深度协调配合。
这一政治网络虽仍深植于西方政治的土壤之中，却已悄然嵌入一张编织日益紧密、持续向外蔓延扩张的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治合作网络之中，其辐射触角早已跨越地区边界，延伸至传统欧洲大西洋西方的疆界之外。通过积极互换政治叙事话语、组织动员策略与治理“最佳实践”，这些行为体彼此相互赋能、互为犄角，在强化各自国内政治议程的同时，合力推动形成一个逻辑更为自洽、内聚力更为强劲的主权主义政治生态体系，蓄势待发。
这一趋势在跨国论坛上尤为明显，尤其是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该会议自20世纪70年代创立以来，已扩展至欧美及亚太多地，成为右翼领导人、智库与意见领袖协调立场与传播叙事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非西方行为体借此获得意识形态背书与政策模板，虽未形成统一集团，却构成相互强化的政治力量网络，共同推动对“西方”的重新定义——将其从地理与制度概念转化为强调文化同质性与文明认同的价值共同体，并将自由主义描绘为偏离传统的历史“歧途”。在这套精心建构的叙事框架之下，自由民主规范被描绘为从内部悄然侵蚀西方文明的蛀虫，一点一滴地掏空了文化凝聚力、政治权威与文明自信，令其根基动摇、空心化日趋严重。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文明自信”，并对欧洲发出价值重燃的呼吁。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将自由民主实践本身界定为欧洲脆弱性的根源，颠覆传统安全叙事；意大利总理乔尔吉娅·梅洛尼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等人呼应这一文明话语，将保守主义斗争上升为跨国“文明之战”，并且其影响已外溢至拉美等地区。
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阿根廷总统米莱明确点名了这一跨国政治联盟：“我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找到了并肩作战、共同捍卫自由新理念的盟友——埃隆·马斯克、乔尔吉娅·梅洛尼、布克莱、内塔尼亚胡、欧尔班和唐纳德·特朗普。[……]慢慢地，觉醒左派在政治、教育机构、媒体、超国家组织乃至达沃斯等论坛中看似牢不可破的全面霸权，已开始出现裂缝与松动。我由衷希望，自由的理念能就此破茧而出，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米莱此番言论说明，欧洲和北美以外的政治行为体，正在以日益主动的姿态深度介入这一跨区域主权主义政治生态所精心构建的叙事体系与跨国组织网络，并将其创造性地移植、改造与重构为契合本国历史土壤与现实政治语境的本土化实践形态。
这种对“西方”的重新定义，在制度层面同样产生了深远冲击：多边机构在此话语体系中被视为自由主义扩张工具。美国于2026年宣布退出若干国际组织，体现了以双边与意识形态同盟替代多边主义的取向。更宏观地看，印度、俄罗斯与土耳其等亦在推进各具特色的文明叙事与主权话语，巩固国内权威并扩展外部影响。综合作用之下，一种跨区域的威权民粹主义网络正在浮现，构成对自由主义规范与既有国际制度的深刻挑战。
对此，欧洲绝非可以置身事外的化外之地：欧洲各国理应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深刻认识到上述趋势与最符合欧洲根本利益的国际合作模式根本背道而驰。欧洲若要避免被动，应在开放、包容与问责等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重建对国际合作的社会共识，并以能够赢得广泛民意支持的方式回应这一全球性政治转向。
（四）重夺全球公共产品治理主导权
报告同时指出，以少数富裕国家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赠款或优惠贷款为核心的传统发展合作模式正加速瓦解。发达国家将资源更多转向国防等战略优先事项，并把发展政策与本国利益更紧密挂钩；美国大幅削减对外援助，中国与海湾国家则以更鲜明的商业逻辑介入合作。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反感捐助方—受援方结构中的家长式权力关系，转而寻求更具自主权与对等性的伙伴框架。对气候融资承诺落空及疫情期间疫苗分配不公的不满，进一步促使这些国家从争取援助转向质疑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不公，并在减贫、债务、卫生与气候议题上争夺更大主导权。
在此背景下，改革倡议相继出现。2022年，米娅·莫特利发起“布里奇顿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推动债务工具改革与多边开发银行扩容；巴西与南非借二十国集团平台强化反贫困、债务减免与气候融资议程。然而，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发达国家的政治承诺，实际成效受限。2025年美国暂停大部分发展援助与全球卫生资金，导致非洲卫生项目严重受挫，也暴露出对外部资金的深度依赖。
DAC*国家净发展援助2010–2027年，单位：十亿美元
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下主要援助国组成的国家集团。数值以2023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这一冲击催生了2025年8月由加纳总统马哈马推动的“阿克拉重置”（Accra Reset）该倡议以卫生主权为切入点，主张加强本国资金决策权、推进国内资源动员和体制改革，以整合式国家战略取代碎片化的捐助方主导项目模式，并通过本地采购与管理优化提升效率。其目标不仅限于卫生领域，而是探索一种以投资与可持续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型发展合作范式，动员主权财富基金与养老基金投向本国发展。
报告分析指出，“阿克拉重置”在强调投资驱动与双边合作方面，与特朗普政府随后提出的全球卫生新战略存在某种契合：后者在冻结多边资金后，转向以投资机会和双边协议为核心的合作模式，部分非洲国家对此持务实欢迎态度，而多边谈判则进展缓慢。整体而言，全球发展合作正从援助逻辑转向投资与主权导向的新框架；欧洲若要保持影响力，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在目标设定与资源配置上的更大自主权，同时在市场机制失灵之处审慎运用优惠贷款与赠款予以补充。
（五）冲突解决格局的深层重塑
1989年后，诸如《代顿和平协议》（译者注：1995年由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签署，旨在结束波黑战争的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译者注：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在挪威奥斯陆秘密会谈后达成的和平协议，议确立双方相互承认的合法性及“以土地换和平”原则）《波恩协议》（译者注：2001年底，联合国在波恩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阿富汗各方势力参加，签署《波恩协议》，确立了重建阿富汗的“波恩进程”，并组建了以卡尔扎伊为主席的临时政府）与《巴黎和平协议》（译者注：全称为《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由越南、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署，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等重大和平协议，多由西方国家主导推动。过去二十年间，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对西方主导秩序的反弹上升，国际调解格局发生结构性转变，一批新兴中等强国登上舞台中央。如今，见证重大和平进程的城市，更多地是安卡拉、多哈与利雅得，而非昔日那些频繁出现在和平协议命名中的欧洲城市。
报告重点分析了以卡塔尔与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调解者，认为其凭借相对中立形象、跨阵营网络与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沟通渠道，嵌入和平进程核心。其风格更偏向非正式与个人外交，强调灵活交易式安排，往往聚焦停火、交换与人道通行等有限成果，而较少纳入转型正义与制度重建等自由主义议程。卡塔尔2006—2011年间在也门、黎巴嫩与达尔富尔等地斡旋，依托小国中立形象与对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接触传统，通过财政激励促成阶段性协议，并在促成2020年多哈协议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年其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中居于核心位置，同时尝试提升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能力。
土耳其的调解更直接服务于其区域主导战略。自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安卡拉将和平斡旋作为扩展地缘影响的工具，活跃于巴尔干、中东、非洲及俄乌谈判，并与联合国推动黑海谷物倡议。尽管身为北约成员，土耳其仍维持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将调解转化为战略自主与多边博弈的筹码。
报告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调解路径亦出现转向，呈现高度个人化与交易化特征，强调速效成果与经济回报，弱化以自由主义规范为基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特朗普在绝大多数欧洲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于达沃斯论坛上高调推出的“和平委员会”，以最为直白的方式将其以赤裸交易逻辑重构国际秩序架构的政治愿景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有多方迹象表明，这一具有强烈不确定性的外交风格已在海湾国家与土耳其政策官员层面激起不安与深层忧虑，各方对特朗普式和平协议能否经受时间检验、维持长久稳定深感疑虑。这或将为欧洲深化与这些新兴调解力量的战略协作提供历史性契机——以灵活务实的姿态与之接触，同时坚守系统化解深层历史积怨与结构性矛盾、构建更具持久性解决方案的战略决心。
3 这些新兴秩序形态能否重塑国际秩序？
就目前而言，断言崛起中大国与中等强国为应对国际失序而推出的多元战略，是否会凝聚为一种持久、系统的新型国际秩序，仍为时尚早。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秩序往往需经长期沉淀方能成形：1919—1920年巴黎和会所构想的新秩序迅速瓦解，而1945年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战后安排则延续至今。由此观之，当下种种新兴合作形态究竟是过渡性现象，还是秩序重组的开端，尚难定论。
然而，有若干因素或可预示这些新兴合作模式能否取得成功。
其一，是变革力量与既有秩序捍卫者之间的实力对比。特朗普治下美国推动反自由主义议程，西方右翼力量跨国联动，可能塑造一个后自由主义政治集团；俄罗斯亦可能借机削弱欧洲自由主义结构。中国的反霸权布局则依赖他国支持或默许，并在金砖+框架内维系松散团结。然而，这一由后西方与非西方力量拼合而成的结构能否长期稳固，仍存疑问。
其二，是互联互通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韧性。若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失效，海上通道与海底基础设施将面临巨大风险，全球贸易与数据流动或遭重创，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将承受更高地缘与金融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与技术变革亦可能重塑战略路径：极端气候削弱项目可行性，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则既可能使既有通道过时，也可能催生新的战略空间。
总体而言，当下更像一个规则松动、合作碎片化的过渡阶段。“金砖+”等机制虽在削弱西方影响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却缺乏系统性替代方案；中国尚未展现构建全球新秩序的明确意愿，而以文明叙事或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构想亦难以提供普遍规范支撑。大国利益高度交织，中等强国具备相当自主性，使任何简单的全球再分割都难以实现。
因此，这些新兴合作形态更像是在秩序碎片化背景下巩固本国战略地位的工具，而非构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它们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走廊与供应链安全编织利益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冲突降级与经济收益，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对欧洲而言，关键不在于简单接受或拒斥，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合作形态的逻辑，并以建设性方式参与其中，在坚持长期稳定与规范原则的同时，适应这一无序时代的现实变迁。
4 欧洲如何回应？
报告所梳理的新兴合作形态，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传统外交路径构成深刻挑战。欧洲长期作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核心捍卫者与受益方，倾向以制度化、多边化与规则导向的方式推进国际合作；而崛起中大国与中等强国构建的战略网络则更灵活务实、强调弹性与效率。若欧洲仍主要依赖传统多边机构，可能在关键谈判、贸易安排与和平进程中被边缘化。因此，在维护既有制度的同时，欧洲必须更主动地介入新兴合作进程，尝试影响其发展方向。
面对金砖+等框架所体现的反霸权情绪，欧洲不应采取阵营忠诚测试，而应当正视多重结盟的现实，在具体议题与领域层面积极寻求务实的议题性联盟与行动联合。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等国家虽在某些问题上挑战西方主导地位，但仍可能将欧洲视为重要的贸易与发展伙伴。要实现有效合作，欧盟需提升决策效率与政策灵活性。
在互联互通领域，“全球门户”体现了欧盟在这一方向上的政策承诺与战略意志，但其执行迟缓与附加条件过多削弱吸引力。欧洲应在回应伙伴需求与维护自身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通过强化透明运营与支持本地产业生态，提高合作竞争力。
在卫生与发展政策上，欧洲应尊重伙伴国自主权，呼应“阿克拉重置”等倡议，加强能力建设与投资环境改善，并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同时增加对伙伴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减少过度中转与附加限制。
在冲突调解领域，欧洲应及时捕捉并积极利用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新兴调解力量正在寻求提升调解工作的专业化与制度化水平，并着力寻求更具持久效力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此抗衡特朗普交易式外交路径所内含的短视主义倾向。欧洲政策制定者可以积极探索与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开展新型合作的具体路径，系统性强化其冲突解决的专业能力与制度基础，同时推动调解进程更为系统地关注与应对冲突爆发与延续的深层结构性根源。
总体而言，欧洲需要清醒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政治生态，对于以集体自由主义规范路径系统性应对各类跨国共同挑战的方案而言，已充满了深层的制度性阻力。然而，欧洲并不需要就此抛弃对合作、开放、问责与包容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价值信念与政策承诺。与其汲汲于构建一个全面充分体现上述理想的新国际体系，欧洲政策制定者更应以务实的姿态，主动与当今国际体系中各方活跃的战略能量中心深度接触，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将这些价值理念注入相关进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清醒正视非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所催生的新型政治网络，在西方阵营内部乃至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吸引力与政治动员力。
为重新赋予国际合作以实质性推动力，欧洲应将政策重心转向切实可见的政策成果与互利共赢，而非执着于宏大的国际体系重构工程。唯有如此，欧洲才最有可能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持续扩展自身影响力，并为最能切实维护和拓展欧洲核心利益的国际参与路径赢得坚实的国内政治共识。这一路径固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催生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但却是欧洲在无序纷乱的世界中审时度势、开辟前路的最佳战略选择。
*文章转自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2026年2月12日发布的政策简报，原题为“After the rupture: Middle pow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order”，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文｜Anthony Dworkin、Rafael Loss&Jana Puglierin
编译｜山杉
来源｜ECFR
Anthony Dworkin
作者：安东尼·德沃金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高级政策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人权、民主治理及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定位。
Rafael Loss
作者：拉斐尔·洛斯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研究重点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与防务、军事行动、国防创新与技术，以及核战略与军备控制。
Jana Puglierin
作者：雅娜·普利亚里尼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兼任ECFR柏林办事处主任。她同时主持ECFR的Re:Order研究项目，致力于探索正在涌现的多元全球秩序愿景，以及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之间的相互塑造与博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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